牛僧孺（780年—847年），字思黯，唐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为隋朝吏部尚书、奇章郡公牛弘的后裔。其曾祖牛休克，曾任集州刺史；祖父牛绍，为太常博士；父牛幼闻，只担任过华州郑县尉的小官。所以，牛僧孺实际上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牛僧孺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核心领袖，一生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朝，参与了众多政治事件，成为中唐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25岁的牛僧孺与沈传师、李宗闵、杨嗣复同进士及第。元和三年（808年），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制科，牛僧孺与李宗闵、皇甫湜血气方刚，年少气盛，在策文中无所顾忌地逐条痛陈政事之失，言辞激烈，甚至也不回避宰相。考官杨於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极为赞赏，遂列为上等。但也因此而触怒了宰相李吉甫，其结果是，考官全部被贬黜，牛僧孺外放伊阙尉，并长时间未得升迁。
李吉甫即李德裕之父，李德裕又是后来“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可以说，此次制举事件看似一场平淡的风波，却成为牛僧孺政治生涯几度沉浮的导火索，也让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与李吉甫家族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更为后来持续四十年之久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去世，外任六年的牛僧孺才得擢升为监察御史，重回朝堂。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任牛僧孺为御史中丞，负责处理积压的刑狱案件。牛僧孺逐条上疏奏请，按律令惩治不法之人，平反冤狱，一时间朝廷内外安定清宁。肃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枉法，罪当处死，可李直臣贿赂宦官，让宦官为他求情，唐穆宗也希望赦免他。对此，牛僧孺据理力争，以历史上安禄山、朱泚二人“才过人”祸乱天下为例，强调“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唐穆宗称赞其执法如山，赐金紫服，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朝廷在查处韩公武行贿一案时，搜出记有众多收受馈赠官员姓名的账簿，独在牛僧孺的名字旁标注“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对此，唐穆宗又赞许他的清正廉洁，遂任他为相，升至中书侍郎。
展开剩余65%唐敬宗即位后，朝廷奸臣弄权，结党营私，牛僧孺不愿同流合污，屡次请求辞去相位。唐敬宗无奈，在鄂州设武昌军，外任牛僧孺为武昌军节度使，这是牛僧孺第一次罢相。直到唐文宗即位，李宗闵任宰相，在其大力推荐下，牛僧孺又再次回朝任相，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和五年（831年），幽州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逐其节度使李载义，擅代其职。唐文宗召来牛僧孺询问对策，牛僧孺认为只要能抵御奚、契丹入侵，就没必要用叛逆和归顺来处理。唐文宗深以为然，加授牛僧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很明显，牛僧孺对藩镇实施姑息迁就的妥协政策，以安抚藩镇换取边境安定。但是李德裕不同意这一主张，他提倡以强硬的态度，武力平定藩镇割据。由此，牛李党争已启其端。太和六年（832年），吐蕃派使者入朝请求缔结和约，同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欲献城投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遂上书，建议率领生羌三千人，趁戎人不备，烧毁十三桥，直捣戎人腹地，则西山不攻自破。众臣皆同意这个计策，只有牛僧孺一人反对，他以为中原抵御戎人，要以守信为先，应敌为次。唐文宗再次采取了牛僧孺的意见。
客观而论，以李德裕和牛僧孺二人为代表的御敌理念都公正得体，均出于报国忠心，但在权力斗争的催化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党同伐异。正如司马光评价牛僧孺之论云：“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然而，依附李德裕的朝臣就认为牛僧孺为人不正，因策试一事心怀旧恨，嫉妒李德裕立功。恰逢宦官王守澄利用小人妄议朝政，散布牛僧孺维州失策的流言，李训、郑注又揣摩出唐文宗急于治国的心理，整日投其所好，唐文宗逐渐听信身边人的谬论。加之，牛僧孺以“太平无象”回应唐文宗的求致太平之策，这更令唐文宗失望。牛僧孺敏锐地察觉到时局的变化，于是再次坚决请求辞去相位，任淮南节度副大使。这也是他第二次罢相，尽管此后官职多有升降，但再也没有任相。
开成初年（836年），宦官势力愈发强盛，牛僧孺恐遭猜忌，又主动辞去节度使的重要职务，乞求到散居之地任闲职，多次上表才得以任东都留守。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任宰相，牛僧孺的处境急转直下，一贬再贬，直至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这一系列政治打击，反映了牛李党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也标志着牛僧孺政治生涯的终结。大中元年(847年)，随着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牛僧孺被重新起用为太子少师。但此时牛僧孺已年迈，不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尉，谥号“文简”。
从当初的铁面御史到两度拜相，再到贬谪岭南，牛僧孺这段宦海浮沉的人生轨迹，既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原则性与治理才能，也揭示了晚唐党争的残酷性与非理性。“牛李党争”本质上是科举出身的新兴官僚与世家大族出身的旧官僚之间的权力争夺，而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矛盾，则是其典型代表。牛僧孺的崛起与陨落，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帝国晚期政治生态的扭曲与变异，也诠释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不过，政治上的失意却为牛僧孺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大门，贬谪期间，他寄情于诗文，与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唱和往来，留下了不少轶事佳作。最为后世称道的文学成就当属传奇小说集《玄怪录》，该书题材多取自隋唐当代史事，通过志怪形式曲折反映社会现实，如《韦协律兄》《崔书生》等篇既有教育意义，也具艺术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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